在硅谷的裁员潮中，华人工程师发起互助社区，帮助失去工作的人寻找机会。这打破了长久以来外界对硅谷华人松散、不抱团的印象，“真正需要帮忙的时候，大家很快就聚起来了”。

    两个月前，美国疫情引发的裁员风暴刮到硅谷，数万工程师在一个月间失去了原本光鲜稳妥的工作，生活骤然陷入巨大的不确定性中。高速发展的硅谷已经十几年没有遇见这样的动荡。尤其是对于外籍员工而言。硅谷的工程师里，有近四成是靠工作签维持身份的外籍，其中三分之一是华人。

    危机之下，他们毫无准备地失去工作，面临重新规划人生的窘境。能不能留下来？怎么留下来？还要不要留下来？这些原本需要花很长时间考虑的问题被压缩进几十天的时间里。寻找新工作时的焦虑与忐忑，与两个月前等待裁员名单时的情绪有相似之处，它们最终指向的，都是有关“去留”的大问题——在公司的去留，以及在美国的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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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刻终于来了。在硅谷，人人都知道这个时刻一定会来，或早或晚，但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时间和方式。

    首先掀起风暴的是Airbnb。5月5日早上9点，郭毅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脑准备工作——他在Airbnb担任软件工程师，因为疫情，已经居家办公一个半月了。一封公司发来的全员邮件引起他的注意，他们被通知参加中午12点的全员会议，“有重要的事情宣布”。

    所有人都猜到了这件“重要的事”，一定是裁员。按照惯例，Airbnb的全员会一般在每周四下午，而那天是一个星期二。工作群开始躁动，大家无心工作，都加入到半开玩笑的揣测和闲聊当中。有人不合时宜地问了一句“求问这个代码怎么写？”其他人调侃他：“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写代码？”

    12点，Airbnb CEO在全体会上宣布了决定：公司将裁员25%，涉及将近1900名员工。下午2点，郭毅看到自己的日历上跳出一个会议提醒：4点钟，只有他和部门领导两个人参与。“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看到会议提醒的瞬间，郭毅竟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平静和释怀。

    2020年3月，美国疫情爆发，不到一个月时间，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超过300万，打破历史记录，到四月数字翻了一倍，其中硅谷所在的加州就超过100万人申请。裁员潮来势汹汹，波及范围会有多大、速度会有多快？人人自危。硅谷聚集了全世界最聪明的头脑、最前沿的科技、最明星的企业和最密集的财富，属于理论上最不容易受疫情影响的互联网行业，起初大家只是隐隐担忧，在流言中心存侥幸。

    4月，风暴前的信号开始显露，小幅度裁员相继在硅谷发生：Lending Club裁员30%约500名员工；Magic Leap裁员50%约1000名员工；Lyft裁员17%约1000名员工。勉强支撑的企业则采取了让员工停薪留职、砍掉实习生团队、撤回新发offer等措施。

    疫情下未受影响甚至反而得到增长的科技公司毕竟是少数。有两类公司遭受的冲击最为强烈——一类是线上线下业务关系紧密的共享经济类企业，例如Uber、Airbnb。另一类是资金储备不足的初创企业。这个趋势目前正向其他领域的企业扩散——7月21日，曾承诺在六月底之前不会裁员的LinkedIn对外宣布，受疫情影响，公司将裁员960人，占全球员工6%。

    郭毅记得，在四月初的一次全员例会上，有人曾问CEO，公司会不会裁员，CEO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只说“一切都有可能，但裁员肯定是最后的选择”。早在3月份，作为软件工程师的郭毅就已经能从后台数据观察到，Airbnb的业务量下降非常严重，高达90%。为了维持生存，公司后来又做过两轮总共20亿美元的融资，“融资条款对Airbnb非常不利，利息很高，估值下降很多。”郭毅能够明显感觉到公司的力不从心，“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4月底，Airbnb撤回了实习生和应届毕业生的offer。

    即便是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和被业界看好的明星企业也没能幸免。硅谷迎来了10年来的“至暗时刻”。

    Airbnb裁员第二天，在全球拥有2.7万员工的Uber将这次风暴推向高潮。5月6日上午，在Uber共享单车业务做工程师的王昊接到部门领导发来的视频会议邀请，参会的员工被通知受到裁员影响。王昊所在的工程部有500多名正式员工，1000多名合同工，全部被裁，整个项目被砍掉。会议只进行了十分钟，王昊记得宣布决定的领导十分平静，他本人也在被裁员名单当中。虽然裁员的风声已经传了两个多月，但真正来临的时候，王昊还是感到很突然。他原以为会更晚一些，甚至侥幸地想过，“家大业大”的Uber能躲过这一劫。

    在王昊收到裁员通知的那天，Uber裁员3700人。两周后的5月19日，再次裁员3000人，裁员幅度超过全员的25%，全球几十个办公室被直接关闭。

    短短一个月间，硅谷的大量从业者骤然失去工作。根据layoffs.fyi提供的数据，美国已经有超过529家科技公司实施裁员，波及员工近7万人，其中硅谷的公司占到39%。他们曾经在全球最尖端的地方，做着光鲜体面的工作，拿着令人艳羡的薪水。疫情下的裁员风暴扫过，把他们忽然卷入到巨大的不确定当中，成为300多万领失业救济中的一员。

    硅谷有一句名言这样说：硅谷是在印度人和中国人的背上建立起来的。加州是美国华人最多的区域，根据一份数据，在硅谷，外籍员工占比达到37%，其中三分之一是华人。

    在硅谷工作的华人们陷入了窘境。除了失去工作，生活节奏突然中断，困境中找工作的难度倍增外，他们还面临更为严峻的身份问题——在硅谷工作的华人持H-1B工作签证的居多，这类签证规定持有者失业时间不能超过60天。超过时限没有公司接收，失业者只能离境。他们的人生规划和轨迹将被迫改变。更糟糕的是，疫情影响下回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管留下还是回来，都是两难的困局。

    Uber软件工程师徐凯在第二轮裁员时失去了工作。去年他刚刚研究生毕业，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持续了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被告知裁员后的那天下午，他脑子很乱，什么也没做。后面怎么办？他暂时没有想法，只能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再思考。那天晚上他睡得很早，不到9点就上床了，安静地躺了很久。“像一条咸鱼一样。”徐凯这样形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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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十年，硅谷的发展一路高歌，从业者的人生也跟着科技公司一起腾飞。升职加薪、结婚生子、上市分股、财务自由——对于硅谷的工程师们来说，未来的轨迹是可以展望并掌控的。疫情打断了这个进程。

    华人工程师们最迫切要面对的首先是身份问题。郭毅差一点就拿到了美国绿卡。他被裁员的时间点，正好是他的绿卡申请进行到最后的面谈阶段。

    10年前郭毅在纽约研究生毕业后，开始到硅谷工作，这些年一直持工作签证。2015年他跳槽到Uber，通过公司进入绿卡申请的排队。直到2019年，排队整4年后，他终于进入了实质性的绿卡申请程序。绿卡申请需要保证工作的稳定性，但2019年，郭毅还是选择从Uber跳槽到待遇更好的Airbnb，因此中断了流程。排队时间又延长了八个月，正好撞上美国疫情爆发。当时郭毅并没有想太多，不过是多等上几个月，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呢？他本能地这样想。

    绿卡申请进行到最后的阶段，面谈约在六月进行。接着美国疫情加重，移民署暂停业务办理，接着郭毅接到了裁员通知，失去工作。在失业的状态下，哪怕移民署恢复办公，他的申请也不可能被通过。

    王昊在硅谷工作7年多，履历光鲜，就职的都是特斯拉、Uber这样的明星企业。早几年，他一直拖着没有去处理绿卡的事。过去的经验给硅谷的华人工程师们留下一个印象——绿卡申请不必着急。高科技从业者在美国拿工作签相对容易，续签两三天就能解决，他们有足够多的时间可以慢慢考虑留在美国还是回国，对身份问题也没有危机意识。这次他有些慌张了。

    Uber给被裁员工延续了一个月的在职状态，也就是说，留给王昊找新工作的时间是90天。他已经在硅谷附近买了房子，妻子孩子都在身边，孩子还小，一个人的变动牵动的是整个家庭的动荡。

    在裁员潮中找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难啊，太难了！”王昊发现，在招聘的职位里，相同能力要求的岗位待遇明显下了一个台阶。一个硅谷招聘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现在只需要用原先70%的整体薪水包，就能吸引来很多面试简历。很多公司一边裁员一边招新，无非是想趁此时机以更低的价格招到更高阶的人才。他在招聘网站上投递的几十份简历，全都石沉大海，没有一份有回音。工作机会不是完全没有，但所有的面试都来自于认识朋友的内推。

    “如果是没有人脉资源的应届毕业生，今年找工作很难。”他说。这两个月，王昊的情绪经历了多次涨落。他发现自己的面试技巧已经生疏，由于太想得到一份新工作，他很紧张，交流时会出现说话不顺畅的情况。他没能进入第二轮。之后的几次面试，又重复过这样的情况。有一次面试已经到了终轮，他觉得自己表现不错，但最后依然被拒绝了。

    焦虑让他们不得不学会妥协。郭毅的一位朋友在失业后很快接受了一家小公司的offer，薪酬降低很多。最艰难的部分来自心理层面。这是华人工程师们的共识。留学美国，就业硅谷，他们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这样的挫折对很多人来说是人生第一次。郭毅比其他人更能理解这样的心情。2010年他刚大学毕业，当时美国经历了08年金融危机，还在缓慢地恢复中，工作机会稀缺。他待业三个月后才找到唯一一份工作，是硅谷一家很小的公司。今年相较十年前是低阶版的危机，但对一直沉浸在硅谷繁荣中的从业者来说，已经足够造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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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宏伟是Airbnb的一名工程师，他幸运地在5月5日没有收到一对一的会议邀请，但是他的很多同事和朋友收到了，其中一位朋友来告知他消息时，他十分震惊。对方是公司的元老之一，头脑聪明，工作勤奋，领导力强，“他是多少公司跪求的人才，失去这样一个人是巨大无比的损失。”他觉得十分惋惜。

    更早的三月，他就有朋友遭遇裁员，整个部门被裁掉，对方找他聊的时候还反过来安慰他，希望他在这轮变故中安然无恙。那时李宏伟给朋友做过一些职位推荐的工作。推荐很有效果，对方在三周后就找了比之前更好的工作。他想帮助更多人找工作。

    起初，李宏伟只是想找个方式帮帮身边受影响的朋友，为正在经历艰难时刻的同僚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当天晚上，他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了一篇文章，决定建立一个“科技公司工作机会守望互助社区”和一个可以随时更新的提供工作信息的网络链接。

    郭毅是第一个被李宏伟拉入社区互助群的同事。他在职位受影响之后给李宏伟发消息说：“我被雷了。”李宏伟很为他难过，立刻拉了群，给他介绍了两个有需求的招聘者。这个群的二维码随后被李宏伟分享到朋友圈，成为社区的第一个互助群，很快在几个小时内发展到200多人。

    互助信息在华人间迅速扩散，三天后，社区的人数超过2000人，互助群里的人数很快达到上限，然后一个接一个扩张，最终建起9个群。网络文档里收到来自100多家公司将近300条招聘信息，并且有8个人主动找到李宏伟，申请加入社区成为志愿者，为在这次裁员风暴中受到影响的同伴们提供义务帮助。“试一试，能帮一个是一个。”李宏伟的初衷很简单。

    社区的发展速度让李宏伟非常意外，也给他带来了大量的额外工作。微信群的人数超过200人就不能直接扫码进入，需要李宏伟一个一个手动邀请，这是一项机械且费时的工作。他特意算了算，拉一个人需要操作最少5次。所有的业余时间几乎都被这项工作填满了。最初的一周，他每天拉人入群拉到凌晨两三点，早上5点就起来接着拉，“睡眠严重不足，快吃不消了”。直到有志愿者加入。有人主动把这项费时费力的工作揽了过去，李宏伟才得以腾出时间做点别的事情。

    整理工作机会的文档是另一件麻烦事。在线文档向所有人开放，每个人都可以对文档做出修改，但又不是所有人都会操作，导致文档里的内容经常出现混乱，需要李宏伟时常去进行二次整理。访问权限被人不小心关闭的情况时有发生，更严重的是信息直接被删除。

    有一次，李宏伟的一个开公司的朋友发布了招聘信息， 不久后发现被人全部删除，李宏伟只得在后台数据里一行一行往前翻，翻过一百多条招聘信息，才终于找到原始记录，再一个一个拷贝回来。为了让文档形式简单易操作又不容易被破坏，李宏伟做了大量的研究，一遍遍来回修改。“需要我去做的事情太多了。”李宏伟说，每天几百上千的人添加他为好友。除了入群，他们还向他倾诉、请教，未读消息总是在几百条，他需要每天专门腾出一段时间用来回复消息。

    但他的付出没有白费，更多人以帮助者的身份加入到社群中来。Uber的前CTO被吸引进来，主动帮忙传播，为互助社区带来一轮流量高峰，人数暴增50%。社区在两个月里增加至5000多人。在LinkedIn工作的华人工程师发现了这个组织，自愿捐出公司为员工提供的9个高级会员，每个价值200到400美金，其他华人也受到感召，超过50个员工接着捐出了170多个高级会员资格。他们把这些捐赠优先分配给失去offer的应届毕业生，“他们没有人脉没有资源，是最困难的一个群体。”李宏伟解释。

    “我收到offer了！”社群建立不到一个月，开始有人在群里分享好消息，除了收获很多祝贺以外，有成功经验的人也继续在群里鼓励他人、传授经验。“总体来说大家的状态是很积极的。”李宏伟接触了上千被裁员的人，虽然有沮丧有迷茫，但他感受到的，更多是每个人积极寻找解决办法、互相伸出援手的乐观氛围。

    长久以来，在外界对硅谷的印象中，华人是一个沉默的群体，一是缺少高层，二是遇事不抱团，这与在硅谷的印度人正好相反。而互助社区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印象。李宏伟出国前就听过这个说法。他记得当时有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很风靡。出国后，他发现大家只是交往不多，比较松散，没有到传言那种程度。这次事件坚定了他的看法：“真正需要帮忙的时候，大家很快就聚起来了。”

    徐凯也发现了这个互助组织，当时他还不认识李宏伟。网络文档里的招聘信息里有各个公司的招聘需求和邮箱，他筛选了十几条跟自己匹配的信息，发过去的邮件几乎都收到了回复，“效率非常高。”他说，这个互助社区的信息给他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他也加入进来，成为社区的一名志愿者。

    徐凯没有把自己的遭遇告诉国内的父母，他怕父母担心。我们聊天过程中，他不下十次提到：“这个细节不方便说，因为不能让父母看出来是我。”父母从新闻上看到了Uber裁员的新闻，但他绝口不提，他们便默认他没有受到影响。在跟父母的视频通话中，他还是那个正在居家办公的Uber工程师。他觉得情况还没有那么糟，“我挺幸运的。”得知他被裁员之后，很多朋友也主动来宽慰他，帮忙联系公司内推，其中包括一些平时交往并不多的朋友，甚至是级别比他高很多的业内前辈。“他们的帮助数量非常多，并且非常有质量。”

    找工作的日子变成比上班时还要繁忙。为了帮助被裁员工再就业，Airbnb和Uber都建立了信息分享的招聘平台，郭毅被裁员后把自己的信息挂上平台，第二天早上起来查看，发现一夜之间涌入四百多条来自猎头的消息，“我还蛮意外的。”他说。失业的前十天，他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回复猎头的信息，依然觉得十分繁忙，只得将晚上原本陪孩子的三个小时也用来处理找工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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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如其来的失业让王昊陷入关于未来的迷雾当中，“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走了。”有两周的时间，他消沉了下来，停止了投简历，几乎想要放弃。每天只是跟人聊聊天，听听别人的建议，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开始考虑其他的选项，比如离开，比如继续读书，他还给一所美国的大学投了读博申请。

    他甚至开始认真考虑起回国的选项。接到裁员通知时，王昊转头告诉了也正在居家办公的妻子，妻子的反应很平淡：“那接着找工作呗。”随后她又补了一句：“我们要不要回国啊？”

    这个选项曾经被多次提起，最后都无疾而终，因为缺少一个时机。妻子想要回国，可以离家人更近。但对王昊来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选项。回国继续做工程师还是创业？孩子怎么办？房子怎么办？能不能买到回国的机票？很多问题同时涌向他，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迷茫过。

    距离签证身份到期还有两周时间，王昊在等待最后的结果。所有的面试都将在这周结束，他已经得到了一个口头offer。“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他恢复了一些信心。“虽然经济受影响严重，但数字确实在慢慢变好，我还是比较乐观的。”他说。

    明年即将毕业的张爽更改了她的人生规划。她正在密歇根大学念计算机专业，原本打算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几年。去年底，她拿到一份美国某世界500强企业的实习offer，实习将在今年暑假进行。4月，这家公司裁员的消息传来，不久后，她收到了实习被取消的邮件，整个公司的实习项目被砍掉。这个消息给了她当头一棒，整个暑假计划被打乱了，要想在裁员潮中再在美国找到一份实习，几乎是不可能的。

    张爽目睹了今年毕业的师兄师姐比她更难堪的境遇——工作offer直接被撤回，毕业即失业。“待在美国，可能随时会陷入这样的身份困境，不确定因素很多。”她改变了之前的想法，转而投了国内的科技公司，在深圳找到一份实习。“比听说的情况要好，没有996，身边的同事也很年轻，大家玩得很开心。”张爽决定毕业后直接回国。

    五月中旬之后，郭毅的时间开始被面试填满。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要进行5个面试。最长的一次面试进行了7个半小时。五月底，他收到了第一个工作offer，之后陆陆续续一共拿到6个offer，7月初，郭毅有了一份新的工作。

    在面试了大概10家公司之后，六月中，徐凯也拿到了一个令自己满意的offer，并在半个月后成功入职。“如果没有大家的帮助，可能没有这么顺利。”他知道自己是被幸运眷顾的那一个，仍然还有很多人处在艰难的境况当中。（来源：腾讯谷雨工作室，文/袁琳*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除李宏伟外，其他人物皆使用了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