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新民.图/北大医院

    2020年3月23日晚20点，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新民刚刚结束每天固定的工作例会。这是他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工作的第54天。

　　1月26日、2月1日、2月7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连续派出三批援鄂医疗队共计135人，先后驰援湖北省武汉市，他们坚守在救治新冠肺炎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最前线。在武汉，刘新民和队员们接到的最重要任务就是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经过近两个月的奋战，截至目前，他们独立管理的病房累计收治重症、危重症患者91人，已治愈出院79人。

北大医院武汉抗疫救援医疗队.图/北大医院

    这是一场鏖战

    “到武汉的那天是正月初八，机场只有我们一架飞机。路上，要么是救护车，要么是警车，大家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刘新民回忆。医疗队刚到武汉的时候，类似揪心的场景还有很多。

    有一天晚上，刘新民和另外4名同事一起回驻地。因为车辆有限，医院后勤只派了一辆小轿车，5个人只能挤一挤，同事们很客气，让刘新民坐在了副驾驶。车开了十多分钟，穿着简陋防护服的司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说：“医生，你们是从北京来的，你们帮我看看化验单，会诊会诊。”刘新民接过化验单一看，着实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化验单上写着“核酸检测阳性”。

    “我们5个人虽然戴着口罩，司机穿着隔离衣，但是，如此近距离接触，会不会有风险，心里还是犯嘀咕。”不过，职业惯性让刘新民很镇定地询问了司机的相关情况。一问才知道，检查单并非司机本人的，而是他家人的。“这位司机是同济医院的职工，他告诉我，他的家人发热等了几天都住不进医院。那段时间，这样的情况很多，因为真的没有病床。”刘新民说。

    “所以必须在短时间内大量改造、建设新的病区。新的病区建立后，各种硬件设施还必须能跟上，例如氧气供应、呼吸机等，这对于改善通气状况、提高治愈率至关重要。”刘新民和队员们到武汉后，全身心投入到了改造、建设新病区的工作中。

    在刘新民眼中，中法新城院区非常漂亮，因为它近几年才整体投入使用。“但是，普通病区与隔离病区差别很大。我们将病区的污染通道和清洁通道进行区分，在污染区和清洁区之间建立半污染区，设置多道屏蔽门，穿脱防护设备必须在指定区域按照标准流程操作。尤其是，作为接收呼吸道传染病的专用病区，必须采取一定措施降低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风险。于是，就在每个房间、走廊尽头都加装了排气扇，使病房始终处于相对负压环境中。”刘新民说。

    刘新民还和队员们不断总结了很多有益于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的经验方法。比如，为了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呼吸、危重症、感染以及内科各亚专科多学科讨论机制应运而生。“北京大学三家医院共同建立的会诊中心，在患者较多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下午16∶00准时开始，专家组成员会对管辖病房的危重病例进行讨论，充分发挥北京大学团队优势、提升医疗质量。”刘新民说，在大家的努力下，中法新城院区的病死率从6%降到了2.8%。

    疾病无情，治疗有温度

    收治在重症、危重症病区的患者们，他们与外界隔绝，有些患者家属甚至在不同地点隔离，联系不上，这给患者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于是，大家通过谈话沟通、写爱心卡片等方式鼓励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刘新民说，疾病是无情的，但医疗一定是有温度的。

    一天，病房收治了一位60多岁的大伯，这位大伯入院后一言不发，也不配合医护人员的问诊和查体。因为病情较重，入院后不久就给予氧疗、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等治疗手段。然而，缺氧以及各种管路让大伯表现得更加烦躁。这时，病区医护人员才从其他渠道了解到，大伯的老伴几天前刚刚因新冠肺炎去世，家里其他亲人也被感染，分散在不同医院治疗。对于这样一位患者，急需抚慰，使他能够积极配合治疗。

    医疗队的刘敬伟大夫主动请缨，来到老伯床前，“你感觉抹样啊？还扣以撒？要相信自己，配合我们！莫得担心莫得担心！”短短几句乡音，让烦躁的老伯逐渐平静下来，开始主动配合医护人员的各种治疗。

    “刘敬伟是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也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武汉人。这次作为北大医院援鄂抗疫医疗队的一员，对他来说既是支援，也是回家。除了刘敬伟大夫，程渊副主任医师也是湖北人。”刘新民说，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两位大夫的“独特”作用，特意将他们都安排在了长白班，两人各自一天交替值守，完成治疗工作后，跟病友们唠唠家常。正是这两位“话疗”大夫和病区全体医护人员的努力，给病区所有患者都带去了家的温暖。

    除了“话疗”时间，医务人员的排班时间都是在紧张有序中进行的。刘新民说，医护人员在病房的所有操作都是在严密的防护装备下进行，这对于体力的消耗非常大。为保证治疗连续性和医护人员体力要求，医疗队制定了医生8小时、护士4小时的每班次时间。因为病房没有配备护工，这就要求护士完成病房内除医生操作外的全部工作，对体力要求极高。

    “刚开始物资不足，大家都是在体力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把班次时间拉长，以减少防护物资消耗。”刘新民说，“那时候，每用一件防护服都心疼得很。” 同时，为了保证诊疗的连续性，医生制定了长白班制，即连续三个白天9点~17点班次由同一组医生执行。

    高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医务人员

    “新冠肺炎事件提醒我们，未来我们到底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医务人员。”这是刘新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在刘新民看来，无论是非典，还是新冠肺炎，都在提示“强基层”的重要性，基层应当成为防疫的第一道防线。

    “大家发烧了，直接绕过基层，涌进大医院，后果不堪设想。”刘新民说，大医院资源有限，最基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要在前端帮助有序地输入患者，而不是任由患者盲目涌进来。但是目前基层能力还存在诸多短板。“强基层，最重要的是有人才，要有全科医生。”刘新民说。

    现在的体制和机制使得基层吸引不来有能力的人，最突出的问题是待遇和发展空间。“比如有一块砖，如果拿来盖摩天大楼，那它享受的是万众瞩目，而如果用它来盖乡间小平房，可能很少有人看它一眼。我们医院的医生入职后培养也是如此，虽然是同学，但是在大医院与在乡镇卫生院的发展前景相差甚远。”刘新民说。

    要想让优秀人才留在基层，不仅要给他尊严，也要给他体面的生活。他呼吁，进一步完善基层医务人员薪酬待遇，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基层医务人员培养体系。

　　最近，不少医疗队已经陆续返回原籍，或者踏上了返程的道路。在诸多送别白衣战士的祝福语中，有一句让刘新民感触颇深——“为湖北拼过命的人”。“我们真的是来拼命的...”他说。（来源：北大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