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编剧陶风池（化名）对编剧职业从来没有任何幻想。父母都是圈子里的人，他从小就知道，自己将从事怎样的工作、面对怎样的环境。但这些年影视行业的坑，他一个都没躲开，遭遇过的各式各样的毙稿理由，也早已成为谈笑间的段子——6年的制片人生涯，早就开始创作剧本了，这些年写了4部电影剧本，4个电视剧项目，但拍出来的只有一部电影。

    这些年，他亲身经历了资本涌入、金融泡沫越吹越大，去杠杆政策对资金链的冲击；也感慨IP热潮下，唯流量论带来的行业洗牌和标准的瓦解；以及最直接的，内容审查口径尚未明确之前，从业者对未知的本能恐慌。他能头头是道地分析“政治大年影视小年”，却无法在每一道政策落下之前，给自己找到安全的落脚点。

    陶风池就像一面镜子，他在影视圈的奇幻漂流经历，正折射出这个传统行业在过去几年的潮起潮落。这些年，互联网技术和思维、政治因素和不断膨胀的资本，纷纷加持在影视行业之上，究竟给它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如今看上去顺理成章的业态，如何被合力推送到我们每个人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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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个学制片的，父母都是行里人。毕业后因为可以解决户口，进了个算是和影视沾点边儿的事业单位。这么多年做过电影媒体，做过制片人、影视投资，现在专门做编剧。我写了不少剧本，到现在拍成的只有一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没有拍出来的剧本都不能算作品，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一个很悲惨的编剧。但我绝对不是最悲惨的编剧——至少这两年，大部分编剧幸运值都不高。做编剧有一定门槛。第一是写作。我母亲是编剧，至少能让我直接跨进门槛内。第二是资源。编剧是个比较被动的工作，你再会写剧本，也得先有找你的甲方。我家里做这个行业，多少也认识一些朋友，还是能介绍点资源的。

    一开始我不想做专业编剧。我见过一个电影大纲，改了8个月，50稿，也见过十几个策划、责编、实习生群策群力挑毛病，还见过有老板把前台都叫上，全公司30多人一起批判剧本。所以开始时我做了一段时间制片人，用自己的社会资源、行业资源去找人、找钱。做了两部小成本电影，都是独立制片，也都成功上映了。编剧唯一上映的电影，是别人找过来的，想做个小成本电影。我写了一个惊悚题材，2013年写的，2015年上映。但当时我怎么也想不到，至今都没有第二个作品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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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成的剧本各有各的原因。第一个剧本还是我在事业单位的时候，一个做抗战剧的制片人想找个年轻编剧试试。我痛苦万分地写了10集，突然单位来了一堆活儿，就没时间了。后来那剧换了东家也换了编剧，播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基本是给重写了，写得比我好多了。之后我又和朋友做了一个现实题材的剧，剧本卖给了一个制片人，但最后没有拍。原因是制片人正在拍的一部戏出事了，伤了个演员，听说赔了好多钱，他好几年都没做项目，那个剧本自然也没下文了。2014、2015年青春片扎堆儿，有个老板找我定制一个青春题材。当时是想模仿一部美国电影叫《少儿不宜》，是美国队长（克里斯·埃文斯）年轻时演的，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不是又一部青春电影》，吐槽美国青春片的套路。

    那段时间中国的青春片也多，从《致青春》开始，到《匆匆那年》《同桌的你》……其实我们剧本的立意挺好的，想说中国的青春片做得太狭隘了，好像年轻人除了谈恋爱就没别的事，尤其是女孩，青春都毁在渣男手里。但真实的青春真是这样的吗？绝对不是，只是影视作品表现的是这样。所以里面也有很多讽刺的点。这个剧本2015年年初就做完了，送审好几次，每次都不过。上面只说两个字：抄袭。我不服啊，还申诉，没用。

    这时候我正好也产生了一个新的兴趣，就把青春题材放下了。2015年股灾，启发我们几个朋友策划了一个金融题材三部曲，第一部股市、第二部债市、第三部保险，借此讲讲中国的金融环境。剧本做了一年半，我做了很多功课，采访了很多人，还在陆家嘴住了两个月，每天去基金公司学习、取材。

    剧本从分级基金切入。2014年，我有个朋友凭借分级基金的超大杠杆成了股市大赢家，十几万的本金，几个月就翻成了几百万——但同样有很多人是他的反例，毕竟中国股市基本上是零和游戏，有人赚得厉害，自然就有人赔得厉害。那场股灾的源头，其实是去杠杆，一下子股市崩盘了。当时我采访了一个大老板，他喝多了对我说：“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决定清仓的吗？当卖菜的都来炒股了，因为再往下就没人接盘了。”我们想把这类金融知识讲成大家都能理解、能感同身受的故事，还用了比较有名的公司作例子，这个就不好具体说出来了。但结果是，每一条都是雷。不能涉及黑暗面、不能让人对号入座……那几年金融题材限制特别死，但如果按要求改，作品的力量就全部失去了，那还剩下什么可说的？毙了无数次，毙到我再也改不动了，说实话，那是我最心灰意冷的时候。

    唯一的收获是明白了一个道理：管理者口中的现实题材和创作者口中的现实题材不是一个概念。上面提倡的现实题材，是弘扬现实中的美好，但很多创作者认为的现实题材，是提出现实中的问题。毕竟你也是文化人啊，你受的教育就是做社会的良心，提出问题来引起大家思考、讨论和进步——但这是不能做的，越现实越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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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阴差阳错地进入一个新成立的影视公司。我策划了很多剧本，但后来发现，公司对主控项目的热情，远不如对基金的热情。招揽我们这样一批人，就是看中我们手头的影视资源，可以带来好的项目和团队，也可以帮外行们做“风控”。我在那干了大半年，那段日子真挺痛苦的。我做制片人时，资本入市就已经成型了。但我做的两个电影投资不高，而且电影的回款周期比电视剧短得多，我感受的影视行业的金融属性还没有那么强。但电视剧的玩法早变了。2007、2008年，一部电视剧的投资也就是五六千万，而且基本是自有资金，或者几家公司一块投，有一点缺口的话，就找地产行业融个资，给点利息。说白了风险都很有限，就算卖不出去，赔了也是自己的钱。

    金融资本进入后，一部剧的成本动不动就两亿。假设这两亿是三家公司参投，每家出5000万，剩下5000万是基金或其他公司的融资，但实际上，那三家公司各自的5000万中，自有资金通常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也是金融资本。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利息了，如果没法播出，利息的滚动都很可观。关键在于，金融资本影响的不光是投资，还有收益。比如这部两亿的剧，我卖给电视台1.5亿，卖给视频网站1.5亿，看账面上我赚了1亿，但那是假的。电视台那1.5亿里，能给你5000万就不错了，3个亿的应收账款，可能花四五年才能收回来一半。

    前年我有朋友想打包一个金融资产，大概的意思就是以某个折扣去收掉影视公司的应收账款，然后自己去电视台追债。结果查了一下某家头部公司的应收账款，惊到了——大概有13.5亿，而且连2005年的账款还没收清。看一下这类公司的财报，就知道死账坏账有多吓人。但为什么大家还不缩减投资做到收支平衡呢？因为源源不断的金融资本还在进入，玩法可以持续。我要启动下个项目，就拿着上个项目的应收账款和下个项目的所谓预付合同给你抵押，如果你不懂，给我放款了，相当于你就被套上了，成了我的下家，你只有再发展下家才能解套。

    影视行业从去年开始的变化，源头在于国家宏观调控，金融去杠杆，连带到了影视基金。于是这个通行了好几年的链条被迫中断。很多开了一半的项目或者在做后期的项目资金链断裂，而且融不到资——市场上谁都没有钱。要开下个项目的时候，应收账款也没法拿去融下一笔钱，那么之前在这个链条上积压的问题全部都暴露出来。我在基金公司时，还没有到挤泡沫的痛苦阶段。我的痛苦主要在于，一个影视人，却要按照金融标准行事。你以为出钱就是爸爸？其实，拿你当爸爸的项目，你根本看不上眼；你觉得好的项目，人家才是爸爸，要不要你的钱都是问题。但从公司流程、从对资本负责的角度、从法律的严谨性上来说，基金公司也没错，这就是它的金融思维。我的问题只是在于，我不是做金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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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专职做编剧，也就这两年的事。在基金公司时，我发现很多优质项目，通常导演都是公司股东。很多这样的公司体量很小，组合固定，通常是一个导演配一个辅助的制片人，再加一个跟导演长期合作的编剧。这几年大公司越来越难做，我觉得小公司会成为行业趋势，毕竟平台这两年都不那么看重演员，而是看重导演、编剧，说明话语权又开始转向头部创作者。拔尖的手艺人还是能够活下去，甚至可以发展壮大，虽然那也一定是十不存一的惨烈过程。相比制片人，我觉得编剧会更有生存空间。

    而且必须是电视剧编剧。作为一个有家的男人，我现在没有资格去写电影。中国每个编剧都想写电影，每个导演都想拍电影，但大家有个共识：做电影会很穷。国内最牛的电影编剧，一个剧本400万了不得了，但这一个事能折腾你四五年；而二线的电视剧编剧，一年就可以轻松达到。当然，我并没有成为二线电视编剧，也没有达到这个收入水平，最重要的是，我还没有一部电视剧做成。

    一开始有公司找我写一部行业剧。HBO有一部讲好莱坞的剧集，展现了真实的美国影视生态。那个公司想让我模仿美剧的人物关系，写一个中国的行业剧。我先写了前8集，拿去碰的时候，大家都很挺喜欢，但越喜欢越不敢做：除了担心审查，更担心得罪人。里面写了一个情节：一部戏突然莫名其妙被毙了，谁都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是几家保姆聚在一起打麻将，制片人家的保姆把另一个保姆得罪了。那人就跟她姐妹吐槽，而那个姐妹正好是某老干部家的保姆。她跟主人一说，老干部打了个电话，把制片人骂了一通，这个项目就给毙了。这事取材于身边真实的案例，是我亲自了解过的。在中国做影视，你都不知道你的戏为什么会被毙，很可能就是在你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你的保姆说错了一句话。

    这部美剧后来改过韩剧，但改得一塌糊涂。我坚持中国版需要真实的本土化，还用了一个核心情节，影视圈的仁波切文化。但因为太真实了，当时有制片人劝我，很早以前叶京导演拍过一个行业剧，叫《贻笑大方》，他自己演一个编剧，基本把那个年代行业里的肮脏事讲得清清楚楚。结果被上面骂得狗血淋头，给毙了。因为有这个先例，大家觉得肯定过不了。你作为编剧是不是想写这样的题材？你作为观众是不是想看这样的题材？但你觉得有意思的东西，往往都是做不了的。《我不是药神》的运气，不是谁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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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束缚太多，那就去改IP。刚好有个机会，我进入IP剧的创作中。但是没多久就退出了，原因是和总编剧的矛盾不可调和——我也不知道甲方从哪找来这么个编剧，除了懂剧本格式，一点基本常识都不具备。但这个事情就很像大公司会做的事啊。阿里当时不是说过一个得罪大多数编剧的话吗——以后只要大IP，不要大编剧。（注：时任阿里影业副总裁的徐远翔当时的表述为：“没有IP这个概念……之前，编剧基本垄断了剧本创作产业链的前端和后端。现在这个产业链是有分工的，前端是IP，后端是编剧。”）

    现在这种想法被证明是失败的，但在当时，可以看出来互联网企业就想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变行业规则。影视行业是创作核心制，不可复制，不可量产，打造不了产业链，所以他们就得想办法让本身的核心变得不重要，用可复制的廉价零件替代，那样才可以流水线生产。最后的办法就是大IP+大卡司+大制作。

    在IP这个词出现之前，改编就是影视创作的基本方式之一。后来IP成为影视运作的核心，与金融和互联网对它的追捧直接相关。因为这个词的出现，给原本非专业人士很难理解的文本水平，提供了一种量化标准，把原本在文学、艺术、审美上的阐释空间，变成了直观的流量数字。这样，每个人都不用挖空心思去对他没有那么专业的上级、甲方、爸爸们解释，为什么一个项目是个好项目了。只需要三个字就能解决：大IP。也因此，外行公司、外行资本，在跟内行传统公司的比拼上，突破了次元壁，大家终于不用比谁更专业，而是比谁钱多。金融资本、互联网平台喜欢IP，因为那是他们大获全胜的主战场。这个战场导致了整个行业的洗牌，原本没毛病的IP改编在这种模式下变味了。

    从传统创作的角度上来讲，选择改编题材，需要内容上足够好、政策上不犯规、市场上不太冷门。重点还是在内容。但IP潮只讲流量，不管内容，市场喜欢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在这个模式下，做影视变成了做生意，影视工作抛弃了社会效益，只追求经济效益，如果还有一点社会效益，那就只能靠创作人员的良心。

    行业内的人不是不清楚，但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甚至有人跟着一起鼓吹IP论，因为它确实使大家的生活受益了。外行资本进入行业，最大后果就是降低行业门槛——是好是坏就看站在谁的立场了。看看网大就知道资本的恩惠幅度，我认识的一个跟机员当了摄影指导，还有个司机当了导演。

    编剧行业也一样。我做金融剧本那一年半，正是视频网站花大价钱改编IP的时候，只要抱上平台爸爸的大腿，钱就跟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我知道有平台花800万买一个IP，再花300万做了奇烂无比的剧本。过去6000元一集的枪手，蹭着IP就上了6到10万一集的身价。当然，我们很喜欢说的一个例子，是《择天记》换了好几拨编剧，听说剧本花了2000万，也不知道属不属实，但是最后成片出来那水平，还不如找个文学系的学生来写。当然，是不是导演根本不按照剧本拍，那就不得而知了。甩锅是创作者必备的生存技能。

    之前我给一个制片人朋友看剧本，是个校园剧，一塌糊涂，台词说“你们是全省几百万人里选出的精英”。我说中国有几个省几百万人啊？你们是青海省的吗？一点基本常识都没有。但我朋友说，行了，反正平台也不在乎，再说我们的质量已经比其他的剧本好得多了。现在平台也知道要重视创作了，重视优质内容、重视社会效益，那个800万IP、300万剧本的片子，平台已经给毙了。但那几年影响下出现的一个问题是，蹭着IP起来的一代导演、编剧，习惯了在包装上下功夫，而不是在创作上。他们的手艺没有跟上他们的名声。90%的编剧都只能做改编，而且是难度很低的情情爱爱的故事改编。对于所谓寒冬，我们最美好的愿望，是这样一批人、一批泡沫可以被淘汰。但就算现在被淘汰了，他们其实也挣够钱了，足够开开心心地过冬，但其他的编剧要过冬，就比较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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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去年，我终于做了大IP编剧，却颗粒无收。一位合作过的导演拿到一个大IP项目，把我拉进来做编剧。我这才知道，大IP的饭并没有那么好吃。小说几百万字，光读文本我就读了两个月。看完了之后拆书，研究怎么改，准备大纲，费了好大功夫。这个经历倒是帮我理解了一件事情：近五年的大热项目，哪个编剧没有名？但哪个剧本不被喷？不是能力不行，是编剧接到这种大IP的时候，内心先翻了无数个白眼，拿这当成挣钱的营生，不是创作了。

    那个项目合同还没有盖章，我们就开始了准备工作。但2018年限古的风声其实已经有些端倪了，甲方开始犹豫。接着赶上了查税，甲方被牵连得很厉害，资金上焦头烂额。再加上年底，大家都开始核算，按照新税法，新戏成本要增加到什么程度，项目虽然没有说停，但也是无限期搁置。

    前段时间导演还给我打气呢，咱们没停，再等等。但那个网传限古、限翻拍的通知一出，我怀疑这事是彻底黄了。这一年里就没有能做下去的项目。前一个剧本写的是国外发生的事，突然出了通知，但凡要去国外拍的，除了经过广电，还要经过外交部，当地政府还需要出示同意拍摄的证明。甲方马上决定不做了。最惨的是，5月底我刚交了个剧本，是根据海外版权改编的。制片人看完觉得不错，直接送到平台，但迟迟没有回信。制片人打听到，现在平台对改编政策的风向有点不确定，建议先停一下。

    当时是好几个项目让我选，我选这个海外版权改编，就是因为它是个比较温情的都市剧，内容上绝不可能不过审，我以为这下总安全了。太痛苦了，这个行业里就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但我肯定不是最痛苦的。从去年开始的影视行业整顿，管控金融、查税限薪等做法都让人痛苦，但从长远来说，未必对行业规范没有价值。金融整顿其实影视行业只是被连带的，并没有瞄准打压，只是会出现短期内的融资困难。查税对编剧、导演、演员之类的来说，属于吐出来的时候有点难受的那种痛苦。但制作公司、营销公司、广告公司，如果它们的过手钱也被当作收益，那确实是要死的痛苦。

    在行业走上正轨后，我觉得税是一件好事，成本计算都走明帐，很多事会简单很多。至于限薪这件事，我觉得除了演员痛苦，视频网站其实挺高兴的，一下解绑了，大家一起踩着板凳下了台阶。但在这一连串的措施之后，到现在网传的限翻拍，很可能是这个行业的最后一根稻草。限古并不新鲜，包括以前不准做刑侦剧、不准做家长里短，都有过先例，但限翻拍确实是第一次。这也是目前让整个行业心神不宁的，因为在明确的政策出台前，翻拍这两个字的弹性很大，到底是以前有影视作品，现在再拍叫翻拍，还是有其他形态的存在，改编成影视剧就叫翻拍？

    如果是后者，大家都得回家搬砖。毕竟过去这几年，稍微有点实力的公司都在囤IP，最热的时候，谈IP都现场带上财务直接付款。如果囤的这些IP被限，这些钱可能就白烧了。就算管控上两三年，原有的合同也到期了。整个行业的恐慌情绪是在这里。我之前的项目都停了，但好在合同还是在陆续结款。去年我一共收到13万，其实按合同应该是20万，但有的甲方爸爸当时没给钱，也就要不回来了。在这个角度，编剧和被拖欠工资的场工命运是一样的。

    我听说有编剧开始卖家里的金条了。像我这样家里没有金条的，高考志愿就不应该填影视专业。当时以为艺术类是提前批次，多了一重保障。没有想到，当年的保障成了如今的坑。如果按照一本志愿，我应该成为一名律师，而且是了解影视行业的律师，正迎来属于我的时代：债务、裁员、劳资纠纷、破产清算……影视行业那么多案宗等我大展拳脚呢。哪至于像现在这样，闲来无事，只能回忆一下身为编剧的奇幻人生。（来源：贵圈，口述/陶风池 文/叶弥衫）